这里对等级标准的形成过程只是一个简要的说明，实际的研制过程和操作过程则非常复杂。从这个过程中不难看出，研制等级标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为研究测试本身和实施测试设立具体的目标，并对测试的研究和实施产生指导性作用，因为测试内容、测试形式等越接近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测试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在语言测试领域，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国内外资料，绝大多数测试都针对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针对语言知识的掌握，几乎没有专门针对人掌握和使用文字情况的标准化测试，只有一部分书面语测试把文字内容当作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大多数语言测试并不专门考查人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能力；其次，由于不同文字符号的特点，对许多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国家、地区或民族来说，研制专门的文字测试也没有必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字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字符号的特殊性，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一个个独立的汉字符号并不完全对应于语言层面的词，例如“马”字，当它表示“一种哺乳动物”的时候，它对应于语言中的一个词；当它出现在 “马路” 中，它则对应于语言中的一个语素，代表合成词里的一个成分；而当它出现在“马达”中，它就只对应于语言中的一个音节。因此，在汉语里，汉字的文字学意义非常强，汉语研究中既有词的研究，也有字的研究；既讲词义，也讲字义；既有词典，也有字典。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谁为表、谁为里的关系，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同时，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独立性，像“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造字法，就完全是文字层面上的东西，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例如形声字的形符或者说义符，它完全是文字的一种属性和特点，而并非语言的特点在文字上的反映；第二，汉字字种的数量大于语音单位——音节的数量，而小于语义单位——义素的数量，因此，汉字的同音、多义特点非常突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与此相对的多音、同义特点。与汉字的这几种特性相对应，汉字的学习和使用一方面表现出在整个汉语学习和使用过程中的局部独立性，例如在汉语学习中识字教学体系的建立和使用汉字时错别字现象的产生及纠正；另一方面，汉字的学习和使用既涉及以字形为准划分的字量（字种数量）的多少，也涉及把握字音、字义及一部分特殊用法的准确程度。由此可见，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具有在局部自成一体的特点，这就使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体系的建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必要的基础。

在理论上，语言文字学特别是汉字学的研究及其成果，更重要的是国家颁布的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以及为制定这些规范和标准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汉字整理工作中对汉字的定形、定音、定量、定序等研究和成果，就成为研制《等级标准》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依凭的根据。

在实践上，汉字教学和一些书面语测试中的汉字测试也为构建标准化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例如汉字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和有关汉字测试的分数解释等，都成为研制《等级标准》时可以分析借鉴的基础。

另外，测试学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近年来测试学的新进展，也对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研究起着导向作用。尤其是测试学中关于能力单维性的假设和测试实践，在研制《等级标准》时，对确定汉字应用水平的评价指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等级标准》和测试实践的衔接。

当然，应当看到，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研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比如还没有找到一种现成的、可资参照的，并且是专门用于文字测试的等级标准。另外，本节一开头提到的几个问题，也都找不到现成答案，因此，研制《等级标准》，就需要从头做起，按计划、分步骤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

三、研制过程

研制《等级标准》，最重要的首先是确定它的性质。就《等级标准》的针对性而言，它的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等级标准”是对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的一种评价，因此，它来源于客观现实，并且是针对人的汉字应用水平的一种标准化定性描述，但是它所着眼的是人使用汉字的普遍情况，而并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以，它在本质上独立于、或者高于针对个体或特定人群的任何形式的测试或观察；第二，“等级标准”既然源于现实，它对于评价人应用汉字水平的实践活动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指导作用，因此，对于微观的测试手段或观察活动而言，它也是宏观的纲领性文献。

从人使用汉字的实践活动看，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方面是阅读；第二方面是表达（书写）；第三方面是一些由特殊目的而产生的其他活动，比如查阅工具书，汉字教学，编校汉字文献等。综合这几个方面，针对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衡量标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否能在一定语境中正确辨认汉字，并准确理解其所表达的意思。二、是否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正确使用汉字。三、是否能适应查阅工具书、汉字教学、编校汉字文献等需求，准确掌握汉字的普通话读音和汉字的偏旁、部首、笔画、笔顺等字形规范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一定的纠错能力。

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的不同程度，这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能掌握并运用的汉字的数量；二是对同样一个汉字的多种意义、若干用法以至不同读音的掌握和使用程度。由此又引出了汉字的字形和读音的对应关系，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以及字和单音节词的对应关系。

从汉字数量方面界定和描述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有的学者称为字种，有的学者称为字户，我们采用前一种说法。所谓字种，就是指在字形上能区别于其他汉字的字，也就是说具有几个读音或若干意义和用法的汉字都按一个字种处理，例如：“长短”的“长”和“首长”的“长”以一个字种计；表示竖着的东西横躺下来的“倒”和表示转换的“倒”也以一个字种计；在语言中用作形容词的“多”和用作副词的“多”也以一个字种计。这样，从汉字数量方面界定和描述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时，所说的汉字数量指的就是字种的数量。另一方面，仅仅依凭掌握汉字字种的数量界定和描述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从汉字的字形和读音的对应关系，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以及字和单音节词的对应关系等角度思考人掌握和使用汉字的正确程度和准确程度，就成为界定和描述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就汉字的字种数量看，如前所述，从古至今，以汉字为载体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一些大型工具书所收的汉字有数万之巨，但以其常用性和使用频率为指标，较常出现在文献中的汉字在数量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因此，《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收的7000汉字就成为衡量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的一个参照系。与此同时，语言文字学家和语言教育专家们也注意到，7000通用汉字主要是以书面文献中汉字出现的频率为标准形成的，与人实际掌握汉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7000通用汉字的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人对这些汉字掌握情况的调查。

基于这种考虑，课题组先后两次对公务人员、教师、编辑、大专院校学生等进行了7000通用汉字掌握情况测验，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识字数量为5500、4500、4000三个标志处，人数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显示出鲜明的众数特征；而且分别集中在三个标志处的人也各自明显呈现出某些行业和某种受教育程度的特征。因此，以字种数量为指标界定和描述人使用汉字的能力和水平就确定为3500-4000，4000-4500，4500-5500三个等级。

如果把能够掌握和使用汉字的数量当作人汉字应用水平的广度标志，那么，对同一个汉字的多种意义、若干用法以及不同读音的掌握情况，则可看作是人掌握汉字的深度标志。比如有两个人同样具备了掌握和使用4000个汉字的能力，那么，要衡量他们汉字应用水平的差异，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他们所掌握的4000汉字，是否是字种概念上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些汉字中多音字的若干常用音项、多义字的若干基本义项和基本用法他们是否已经掌握，这样就可以从具有广度含义的字种数量方面判断他们的汉字应用水平；其次，一部分汉字还具有某些不常用音项或特殊含义和用法，例如：“一唱一和”中的“和（hè）”，“一文不名”中的“名（占有）”。能否准确把握这部分汉字的这一类读音、含义或用法，就成为判断他们汉字应用水平的深度标准。当然，深度标准和广度标准并不是截然分开或完全对立的，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通过深度标准判断的结果，才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字种概念，因为对于一个在字形上能够区别于其他汉字的字，深度标准涵盖了它的绝大多数音项、义项和用法；而通过广度标准判断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字种概念，因为它只涵盖了汉字的常用音项、基本义项和基本用法，但是就汉字的应用层面来看，这已经足以构成判断标准之一了，而且在确立广度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其中也已经蕴涵了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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